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_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

1.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翻译原文

2.划粥断齑的故事

3.断齑划粥是在哪里发生的?

4.划粥断齑的典故

5.关于范仲淹的问题

6.划粥断齑怎么读音

以下共10篇总计5000字，每篇500字。

1、张祜传节选

张祜，字承吉，南阳人．来寓姑苏，乐高尚，称处士。骚情雅思，凡知已者悉当时英杰。然不业程文。元和、长庆间，深为令狐文公器许，镇天平日，自草表荐，以诗三百首献于朝，辞略曰：“凡制五言，包含六义，近多放诞，靡有宗师。祜久在江湖，早工篇什．研几甚苦，搜象颇深，辈流所推，风格罕及。谨今缮录，诣光顺门进献，望宣付中书门下。”祜至京师．属元稹号有城府，偃仰内庭．上因召问祜之词藻上下。稹曰：“张祜雕虫小巧。壮夫不为，若奖激大过，恐变陛下风教。”上颔之。由是寂寞而归。遂客淮南。杜牧时为度支使。极相善待，有赠云：“何人得似张公子，千首诗轻万户侯。”祜苦吟，妻孥每唤之皆不应，曰：“吾方口吻生花，岂恤汝辈乎。”山水．多游名寺，如杭之灵隐、天竺，苏之灵岩、楞伽，常之惠山、善权，润之甘露、招隐，往往题咏绝唱。尝谒淮南李相．祜称“钓鳌客”，李怪之曰：“钓鳌以何为竿?”曰：“以虹。”“以何为钩?”曰：“新月。”“以何为饵?”曰：“以’短李’相也。”绅壮之，厚赠而去。初过广陵曰：“十里长街市井连，月明桥上看神仙。人生只合扬州死，禅智山光好墓田。”大中中．果卒于丹阳隐居，人以为谶云。诗一卷，今传。

卫蘧伯玉①耻独为君子．令狐公其庶几，元稹则不然矣。十誉不足，一毁有余，其事业浅深，于此可以观人也。稹谓祜雕虫琐琐，而稹所为，有不若是耶?忌贤嫉能，迎户而噬，略己而过人者．穿窬之行也。祜能以处士自终其身，声华不借钟鼎，而高视当代，至今称之。不遇者天也，不泯者亦天也，岂若彼取容阿附，遗臭之不已者哉。

2、武陵人周行逢

周行逢，朗州武陵人。少无赖，不事家人生产，尝犯法，配发静江军卒。以骁勇，累迁裨校。王逵攻边镐，行逢别破益阳，杀唐兵二千余人，执其将李建期。当是时，隶朗州刘言麾下者指挥使十人，咸以知兵名，行逢能谋，张文表善战，潘叔嗣果敢，三人多相须成功，而行逢与王逵则又情款甚昵焉。及逵为武安节度使，拜行逢集州刺史，为逵行军司马。

显德元年，拜行逢武清军节度使，权知潭州军府事。潘叔嗣既杀逵，遣其客将李简率朗人迎行逢为帅。行逢入城，或请以潭州与叔嗣，行逢曰：“叔嗣杀主帅，罪当死，若与武安，是吾使之杀主公也。”召以为行军司马。叔嗣怒，称疾不至。乃阳以武安与之，召使至府受命。至则遣人执之立庭下，责之曰：“汝为小校，无大功，王逵用汝为团练使，一旦反杀主帅。吾未忍斩汝，乃敢拒吾命乎！”遂杀之。

行逢，故农家子，起微贱，知民间疾苦，励精为治，公而无私。婿唐德求补吏，行逢曰：“汝才不堪为吏。吾今私汝，则可矣；汝居官无状，吾不敢以法贷汝。”与之农具而遣之。辟署僚属，皆取廉介之士。约束简要，吏民便之。又性勇敢，果于杀戮，将士恃功骄慢者，一以法绳之。大将十余人，谋为乱；行逢召宴诸将，酒半，呼壮士曳下斩之，一军皆畏服。民过无大小俱死，妻勋国夫人严氏谏曰：“人情有善恶，安得一概滥杀？”行逢怒曰：“此外事，妇人何知！”严氏不悦，绐曰：“家田佃户，以公颇贵，不力农，请往视之。”至则营居以老，岁时衣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，行逢行止之，不从曰：“税，官物也，若主帅自免其家，何以率下？”一日行逢往就之，劳曰：“吾贵矣，夫人何自苦？”严氏曰：“公思做户长时乎？民租后时，常苦鞭抶，今贵矣，奈何忘陇亩间邪？”行逢命群妾强拥升肩舆，严氏卒无留意，因曰：“公用法太严而失人心所不欲留者仓卒祸起田野间易逃死尔。”行逢为之稍损。（选自《春秋十国》有删节）

3、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五十之年,忽焉已至。公为始满,融又过二。海内知识,零落殆尽,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。其人困于孙氏,妻孥湮没,单孑独立,孤危愁苦。若使忧能伤人,此子不得永年矣!

《春秋传》曰:“诸侯有相灭亡者,桓公不能救,则桓公耻之。”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,天下谈士,依以扬声,而身不免于幽絷,命不期于旦夕,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,而朱穆所以绝交也。公诚能驰一介之使,加咫尺之书,则孝章可致,友道可弘矣。

今之少年,喜谤前辈,或能讥评孝章。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,九牧之人,所共称叹。燕君市骏马之骨,非欲以骋道里,乃当以招绝足也。惟公匡复汉室,宗社将绝,又能正之。正之之术,实须得贤。珠玉无胫而自至者,以人好之也,况贤者之有足乎!昭王筑台以尊郭隗,隗虽小才,而逢大遇,竟能发明主之至心,故乐毅自魏往,剧辛自赵往,邹衍自齐往。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,临难而王不拯,则士亦将高翔远引,莫有北首燕路者矣。凡所称引,自公所知,而复有云者,欲公崇笃斯义也。因表不悉。

4、 明史?于慎行传

于慎行，字无螈，东阿人。年十七，举于乡。御史欲即鹿呜宴①冠之，以未奉父命辞。隆庆二年成进士。授编修。万历初，《穆宗实录》成，进修撰，充日讲官。故事，率以翰林大僚真日进，无及史官者。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、沈一贯、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，并数也。尝讲罢，帝出御府图画，令讲官分题。慎行不善书，诗成，属人书之，具以实对。帝悦，尝大书“责难陈善”四字赐之，词林传为盛事。

御史刘台以劾张居正被逮，僚友悉避匿，慎行独往视之。及居正夺情②，偕同官具疏谏。吕调阳阻之，不得上。居正闻而怒，他日谓慎行日：“子吾所厚，亦为此耶?”慎行从容对日：“正以公见厚故耳。”居正怫然。慎行寻以疾归。居正卒，起故宫。时居正已败，侍郎丘擤往籍其家。慎行遗书，言居正母老，诸子覆巢之下，颠沛可伤，宜推明主帷盖③恩，全大臣簪履之谊。词极恳挚，时论韪之。

慎行明习典制，诸大礼多所裁定。先是，嘉靖中孝烈后升榭④，祧⑤仁宗。万历改元，穆宗升褙，复祧宣宗。慎行谓非礼，作《太庙祧迁考》，引晋、唐、宋故事为据，其言辨而核。事虽不行，识者服其知礼。又言：“南昌、寿春等十六王，世次既远，宜别祭陵园，不宜拊享太庙。”亦寝不行。

十八年正月，疏请旱建东宫，出阁讲读。及冬，又请。帝怒，再严旨诘责。慎行不为慑，

明日复言：“册立臣部职掌，臣等不言，罪有所归。幸速决大计，放归田里。”帝益不悦，责以要君疑上、淆乱国本，及僚属皆夺俸。山东乡试，预传典试者名，已而果然。言者遂劾礼官，皆停俸。慎行引罪乞休。章累上，乃许。家居十余年，中外屡荐，率报寝。三十三年，始起掌詹事府。疏辞，复留不下。居二年，廷推阁臣七人，首慎行。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，入参机务。再辞不允，乃就道。时慎行已得疾。及廷谢，拜起不如仪，上疏请罪。归卧于家，遂草遗疏，请帝亲大臣、录遗逸、补言官。数日卒，年六十三。

5、宋史?张平列传

张平，青州临朐人。弱冠寓单州，依刺史罗金山。金山移滁州，署平马步都虞候。太宗尹京兆，置其邸。及秦王廷美领贵州，复署为亲吏。后数年，有诉平匿府中钱物，秦王白太宗鞫之，无状，秦王益不喜，遂遣去。太宗怜其非罪，以属徐帅高继冲，继冲署为镇将。平叹日：“吾命虽蹇，后未必不为福也。”

太宗即位，召补右班殿直，监市木秦、陇。平悉更新制，建都务，计水陆之费，以春秋二时联巨筏，自渭达河，历砥柱（山名）以集于京。期岁之间，良材山积。太宗嘉其功，迁供奉官，监阳平都木务兼造船场。旧官造舟既成，以河流湍悍，备其漂失，凡一舟调三户守之，岁役户数千。平遂穿池引水，系舟其中，不复调民。有寇阳拔华者，往来关辅间，为患积年。朝廷命内侍督数州兵讨之，不克。平以好辞遣人说之，遂来归。改崇仪副使，仍领其务。凡九年，计省官钱八十万缗。

平好史传，微时遇异书，尽日耽玩，或解衣易之。及贵，聚书数千卷。在彭门日，郡吏有侮平者数辈，后悉被罪配京窑务。平子从式适董其役，见之，以语平。平召至第，为设馔劳之，曰：“公等不幸，偶罹斯患，慎勿以前为念。”给以缗钱，且戒从式善视之。未几，遇赦得原，时人称其宽厚。

7、 伯颜传

伯颜，蒙古入邻部人，长于西域。至元初，旭烈兀遣入奏事，世祖见其貌伟，听其言厉，曰：“非诸侯王臣也，其留事朕。”与谋国事，恒出廷臣右，世祖益贤之，敕以中书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，曰“为伯颜妇，不惭尔氏矣”。二年七月，拜光禄大夫、中书左丞相。诸曹白事，有难决者，徐以一二语决之。众服曰：“真宰辅也。”

甲戌，会师于襄阳，分军为三道并进。丙戌，伯颜与平章阿术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。万户武秀为前锋，遇水泊，霖雨水溢，无舟不能涉。伯颜曰：“吾且飞渡大江，而惮此潢潦耶!”乃召一壮士，负甲仗，骑而前导，麾诸军毕济。癸巳，次盐山，距郢州二十里。郢在汉水北，以石为城，宋人又于汉水横铁绳，锁战舰，密树桩木水中。伯颜荡舟由藤湖入汉江。诸将请曰：“郢城，我之喉襟，不取，恐为后患。”伯颜曰：“用兵缓急，我则知之。攻城，下策也，大军之出，岂为此一城哉!”遂舍郢，顺流下。伯颜殿后，不满百骑。十月戊午，行大泽中，郢将赵文义、范兴以骑二千来袭，伯颜未及介胄，亟还军迎击之。伯颜手杀文义，擒范兴杀之。

8、论纳谏

贞观十一年，太宗谓魏征曰：“比来所行得失政化，何如往前?”对曰:“若恩威所加，远夷朝贡，比于贞观之治，不可登基而言。若德义潜通，民心悦服，比于贞观之初，相去又甚远。”太宗曰：“远夷来服，应由德义所加。往前功业，何因益大?”征曰： “昔者四方未定，常以德义为心。旋以海内无虞，渐加骄奢自溢。所以功业虽盛，终不如往初。”太宗又曰：“所行比往前何为异?”征曰： “贞观之初，恐人不言，导之使谏。三年已后，见人谏，悦而从之。一二年来，不悦人谏，虽黾勉听受，而意终不平，谅有难色。”太宗曰：“于何事如此?”对曰:“即位之初，处元律师死罪，孙伏伽谏曰： ‘法不致死，无容滥加酷刑’遂赐以兰陵公主园，直钱百万。人或曰： ‘所言乃常事，而所赏太厚。’答曰：‘我即位来，未有谏者，所以赏之。’此导之使言也。徐州司户柳雄于隋资妄加阶级①。人有告之者，陛下令其自首，不首与罪。遂固言是实，竞不肯首。大理推得其伪，将处雄死罪，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。陛下曰：‘我已与其断当讫，但当与死罪。’胄曰；‘陛下既不然，即付臣法司。罪不合死，不可酷滥，陛下作色遣杀， 胄执之不已，至于四五，然后赦之。乃谓法司曰:‘但能为我如此守法，岂畏滥有诛夷。’此则悦以从谏也。往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，大忤圣旨，陛下以为讪谤。臣奏称上书不激切，不能起人主意，激切即似讪谤。于时虽从臣言，赏物二十段，意甚不平，难于受谏也。”太宗曰：“诚如公言，非公无能道此者。人皆若不自觉，公向未道时，都自谓所行不变。及见公论说，过失堪惊。公但存此心，朕终不违公语。”

9、范文正公集叙

庆历三年，轼始总角入乡校，士有自京师来者，以鲁人石守道所作《庆历圣德诗》示乡先生。轼从旁窃观，则能诵习其词。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，何人也。先生曰：“童子何用知之？”轼曰：“此天人也耶，则不敢知；若亦人耳，何为其不可？”先生奇轼言，尽以告之，且曰：“韩、范、富、欧阳，此四人者，人杰也！”时虽未尽了，则已私识之矣。

嘉祐二年，始举进士，至京师，则范公殁。既葬，而墓碑出，读之至流涕，曰：“吾得其为人，盖十有五年，而不一见其面，岂非命也欤！”是岁登第，始见知于欧阳公，因公以识韩、富，皆以国士待轼，曰：“恨予不识范文正公。”其后三年，过许，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。又六年，始见其叔彝叟京师。又十一年，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，皆一见如旧，且以公遗稿见属为叙。又十三年，乃克为之。

呜呼!公之功德，盖不待文而显，其文，亦不待叙而传。然不敢辞者，以八岁知敬爱公，今四十七年矣。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，而公独不识，以为平生之恨；若获挂名其文字中，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，岂非畴昔之愿也哉!

10、朱敬则传

朱敬则，字少连，亳州永城人。以孝义世被旌显，一门六阙①相望。敬则志尚恢博，好学，重节义然诺，善与人交，振其急难，不责报于人。与左史江融、左仆射魏元忠善。咸亨中，高宗闻其名，召见，异之。为中书令李敬玄所毁，故授洹水尉。久之，除右补阙。

初，武后称制，天下颇流言，遂开告密罗织之路，兴大狱，诛将相大臣。至是，已革命，事益宁。敬则谏曰：“臣闻李斯之相秦也，行申商之法，重刑名之家，杜私门，张公室，弃无用之费，损不急之官，惜日爱功，亟战疾耕。既庶而富，遂屠诸侯。此救弊之术也。故曰：刻薄可施于进趋，变诈可陈于攻战。天下已平，故可易之以宽简，润之以淳和。秦乃不然，*虐滋甚，往而不反，卒至土崩。此不知变之祸也。陆贾、叔孙通事汉祖，当荥阳、成皋间，粮饷穷，智勇困，未尝敢开一说，效一奇，唯进豪猾贪暴之人。及区宇适定，乃陈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说礼、乐，开王道。高帝忿然曰：‘吾以马上得之，安事《诗》、《书》？’对曰：‘马上得之，可马上治之乎？’帝默然。於是贾著《新语》，通定礼仪。此知变之善也。向若高帝斥二子，置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重攻战，尊首级，则复道争功，拔剑击柱，晷漏之不保，何十二帝二百年乎？故曰：仁义者，圣人之蘧庐；礼者，先王之陈迹。祠祝毕，刍狗②捐；淳精流，糟粕弃。仁义尚尔，况其轻乎？”

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翻译原文

进则救世退则救民，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。——东汉 张仲景

范仲淹在浙江宁波任刺史时曾说：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。据宋人吴曾的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三《文正公愿为良医》记载：宋代名儒范仲淹，有一次到祠堂求签，问以后能否当宰相，签词表明不可以。他又求了一签，祈祷说：“如果不能当宰相，愿意当良医”，结果还是不行。于是他长叹说：“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，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。”

有才学的大丈夫，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，造福天下，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，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。要普济万民，只有宰相能做到。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，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，莫过于当良医。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，上可以疗君亲之疾，下可以救贫贱之厄，中能保身长全。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，除了良医，再也没有别的了。”

儒家是以济世利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理想，医学作为一种一种除疾患、利世人的手段，与儒家的仁义观是完全一致的，古时往往称医术为“仁术”就是这个道理。儒士们所追求的是居高官，佐君王，以实现其济世利天下之志。但毕竟是业儒之人多而为官之人少，大部分儒生并不能做官，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仕途不通或官场失意的儒士转而学医，以完成其济世之志。

这就是后世相传“不为良相，愿为良医”的由来。那些胸怀大志的儒者，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，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比较接近。元代戴良说的好：“医以活人为务，与吾儒道最切近”。

印光大师：古德云，不为良相，必为良医，以其能济世救人也。无知之人，专志求利，于贫者则不介意，于富贵者则不令即愈，以期多得谢金。然以此存心，上天必减其福寿。其子孙必难发达。来生即不堕恶道，亦属大幸。决定贫病交膺，无可救药。倘能以人之病为己之病。兼劝病者吃素念佛，以消业障。则人感其诚，必能信受。是由医身病而并医心病，以及生死大病也。以此功德，回向往生，便可永离五浊，高登九品矣。相片不可挂于佛旁，当挂于去佛远处，以免获罪而折福。

吴曾《能改斋漫录·卷十三·文正公愿为良医》：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。”亦不许。旣而又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之志也。”

为相，拯民於水火也。行医，救人於疾病也。君子有吊民之心，不能兼济天下，亦须惠泽百姓也。故云。

张仲景当时官至长沙太守，在任期间，一面广施良政，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；一面潜心钻研医学，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。张仲景的一生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抱负，他永远受到后人景仰，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两千年来，恪守儒家道德标准的知识分子，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奋斗道路上，无不体现出与张仲景同样的情怀。北宋名相范仲淹概括得更加精辟一点，那就是：“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”。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。

良相治国平天下，救民于水火；良医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。不同的方式，同样的目标，同样的伟大。所以古人总是将相与医相提并论，“医良则相，庸则匠”。尤其对于知识分子，仕途坎坷，成功者寥寥，于是为医就成为儒士们实现理想的另一个选择，“夫舍良医则未之有也”。儒家学者的从医，就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——儒医。他们通晓百家，道德高尚，心怀天下，同时又悬壶问世，钻研医理，著书立说，集良医与良相于一身。

《国语.晋语》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：春秋时秦国医生医和受邀请去为晋平公诊病，诊视后对晋国大夫说：“平公的病，是惑于女色所致，如此下去，晋国必亡。”赵文子问：“医生也管国家的事情吗？”医和答道：“上医医国，其次医人。固医官也。”上医就是高明的医生，高明的医生首先能治理国家，然后才是诊疗人的疾病，这才是医生的本色呀。简单的一句话，说明了医国与医人从根本上是同理同宗的。

医生在古代，在北宋以前地位很卑微，在四民中排第三位，他们的头上从来就没有神圣的光环，可这并没有阻止一大批精英为之献身，使之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科学体系，并让一个古老的民族永葆青春与健康。

“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”，这种古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，始终体现了对人本身的深切关爱和对生命的敬重。当今社会的分工更细了，我们不一定要为良相，也未必非得为良医。但那种对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尊敬，则应当永远回响在我们道德境界的深处。我想，这就是人们为医圣塑像的意义吧。

这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注释。谁都想治国平天下，但挤到高层，爬到能说话算数之地位的又有几个。所以，以悬壶而医天下病者，是另一种出路和追求了。自我排遣也好，真正的悬壶也好，另类职业也好，大凡这种视进退自若者，都是可赞许的。

这句话出典，当是范文正公所说：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。这个和他的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先之乐而乐”是内核相承的，这就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情坏，进退皆造福世人，方法手段，地位高卑都不论。

划粥断齑的故事

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翻译原文，如下：

一、译文

“将来我能当承相吗？”然后抽签，签范仲淹还未显达时，曾经去神祠求签祈祷，他说：名表明不可以。然后又在次求签祈祷，说：“不行的话，那我就当个良医也行。”签名表明还是不可以。于是他长叹说：“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，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。”

后来，有人问他：“大丈夫立志当宰相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？?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单微了？”范仲淹回答说：“怎么会呢？古人说，常善用人，故无弃人，常善用物，故无弃物。

有才学的大丈夫，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，造福天下，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，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。要普济万民，只有宰相能做到。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，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，莫过于当良医。

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，上可以疗君亲之疾，下可以救贫贱之厄，中能保身长全。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，除了良医，再也没有别的了。”

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出处、及作者范仲淹的简介

一、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出处及主要内容

出处：《文正公愿为良医》

主要内容：记述了范仲淹入仕前的一段故事，表达了他“不为良相，即为良医”的抱负。

二、范仲淹的简介

范仲淹 （989年8月29日-1052年5月20日）?，字希文，生于苏州吴县人 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。北宋杰出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，军事家，谎号“文正”。

范仲淹是历史上文武兼备、德才兼备的杰出人物，无论在朝主政、出帅成边，都系国之安危、时之重望于一身。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，他也弹精竭虑，鞠躬尽瘁。

范仲淹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，他倡导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，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。

断齑划粥是在哪里发生的?

划粥断齑 (窖金苦读 窖金捐僧)　范仲淹随母改嫁到长山朱家，更名换姓，生活条件十分清贫。7岁时，生母谢氏教他识字，买不起笔墨纸张，只得在地上用树枝练习写字，10岁时才入私塾读书。但艰难的生活抵挡不住范仲淹对知识的渴望，他读书非常刻苦，15岁即被举为学究，并受到本县告老还乡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青睐，称其“他日中不惟显官，当立盛名于世”。　范仲淹曾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在邹平醴泉寺读书。醴泉寺地处群山环抱之中，环境幽雅，是一处安心读书的理想之地。寺内住持慧通大师学问精深，对范仲淹疼爱有加，向他传授《易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及诗词歌赋，生活上也处处周济他。这引起一些小和尚的嫉妒，常常吵吵嚷嚷扰乱安静，又以“饭后钟”相戏弄。为逃避寺内喧嚣，范仲淹找到寺南一僻静山洞读书，用家中送来的小米一次煮一锅，待凉后划上一个十字，每顿吃一块，再切上一点野菜，撒上盐末下饭，这就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读书洞”、“划粥断齑”的故事。据江少虞的《宋朝事实类苑》记载，范仲淹“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薤十数茎，酢汁半盅，入少盐，煖而啖之，如此者三年”。　有一次，范仲淹在洞中读书时，两只老鼠跳进粥锅吱吱乱叫，他抬头一看，是一白一黄两只小老鼠。范仲淹忙将老鼠驱赶出去。两鼠慌忙逃出洞外，钻到荆树两侧。范仲淹追到树下，见一侧鼠洞闪着黄光，一侧鼠洞闪着白光，他很惊奇，取来铁锹挖开一侧鼠洞，下面竟然是一个大地窖，扒开土石，却是满满一窖黄金，他随手埋好。又挖开另一侧鼠洞，见是一窖白银，仍不动分文，埋好如初，复回洞中挑灯夜读。　离开寺中三十年后，醴泉寺遭受火灾，慧通大师不忍寺庙毁在自己手中，便派人找到已延州戍边的范仲淹求援。范仲淹询问了寺庙的情况，热情款待来人，但只字不提援修寺庙的事情，临走时修书一封并赠送了两包上好的茶叶，让来人回复慧通大师。庙中和尚听说范仲淹闭口不提修庙一事，心中愤然。一天，慧通大师展信见是一首五言诗：“荆东一池金，荆西一池银，一半修寺院，一半济僧人。”慧通等人对范仲淹不贪财货、密覆不取的高尚品格更添无限敬意，用所掘金银修缮寺庙，醴泉寺得以复兴。这便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窖金苦读”、“窖金捐僧”的故事。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三年，这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方面他刻苦攻读，博览群书，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；另一方面，培养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。　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之际，感到独学无友，孤陋寡闻，于是两次外出游学。《范文正公文集》有一首诗《赠广宣大师》云：“忆昔同游紫云阁，别来三十二回春。白头相见双林下，犹是清朝未退人。”写的是范仲淹18岁时与广宣大师交游的经历。二年后的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他又由山东长山远赴长安（今西安）游学半年，寻师访友，增长见识。据范仲淹为王镐所写《鄠郊友人王君墓表》云：“时祥符记号之初载，某薄游至止，及公之门，因与君交执，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、临海屈元应者，蚤暮过从。”他在关中结识了隐士王镐，在其别墅“倚高松，听长笛”，后来又认识了道士周德宝和屈元应，周精于篆刻，屈对《易》有研究，且都琴艺高超。范仲淹与他们一起读《易》抚琴，“相与啸傲于鄠、杜之间。”另据《续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（大中祥符二年）二月，（真宗）令陕西发廪振（赈）粜，旱故也。”范仲淹两次游学的经历，不仅使他结识众多良师益友，汲取儒学与佛道教义，拓宽了视野，而且关中游学期间，正值陕西大旱，一路上亲眼目睹老百姓因灾情严重而饿死病死的惨状，使他深切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腐败，民间的苦难与不平，增强了他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　范仲淹“少有志操”，很早便立下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壮志。据宋赵善臻《自警篇》描述：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。”亦不许。既而又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之志也。”欧阳修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（并序）》记载：“公少有大节，其于富贵贫贱、毁誉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慷然有志于天下，常自诵曰：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

划粥断齑的典故

划粥断齑( huà zhōu duàn jī ) 出 处： 宋·魏泰《东轩笔录》：“惟煮粟米二升，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画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齑数十茎，酢汁半盂，入少盐，暖而啖之。” 分开捣碎的腌菜和凝结的粥，按定量来吃，形容生活清苦，特指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刻苦 读书成语 。

范仲淹的母亲谢氏，身世坎坷，吃尽许多苦头，饱尝过多酸辛，因此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谢氏以孟母自励，悉心教子；范仲淹以颜回自律，发愤成才。举凡古代刻苦攻读学有所成的故事，母亲和继父都对范仲淹一一讲过。

汉代朱买臣家贫，一边砍柴，一边读书；隋代李密，为人放牛，骑在牛背上读《汉书》，其他书挂在牛角上。汉朝路温舒无书，把借来的《尚书》抄在自己用蒲草编的席子上；公孙弘家贫无书，削竹片抄录《春秋》诵读。晋朝车胤，夜读无油灯，捉来许多萤火虫装在纱袋里，靠萤火虫发出的光亮读书；孙康则在冬夜借大雪的反光读书。晋朝孙敬，读书至夜深，不让自己打瞌睡，以绳系发，悬于屋梁，如打盹低头，绳索便会将他拉醒（头悬梁）；战国时苏秦游说秦国而不被重用，回家来遭到妻不下机、嫂不为炊的冷落，发誓钻研兵法之书，每当夜深昏昏欲睡之时，就用锥子自刺大腿，使自己清醒之后再读（锥刺股）。潜移默化，读书成癖，自觉吃苦，乐在其中。在县学读到孟子：“舜发于畎（qu?n）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（筑墙）之间……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……然后知生于忧患，而死于安乐也。”范仲淹心里豁然明白：要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就得自律严刻，自觉吃苦，自强不息。

在醴泉寺读书期间，继父的家境已经比较窘迫，仲淹心知肚明。每次离家去寺院，母亲总劝他多带些粮米，一来担心儿子吃不饱累坏身体，二来怕给寺院的师父增加负担。可每次范仲淹都不多带，而且带的数量，出人意料的少。母亲絮叨规劝，仲淹总是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有数，不少。”初到寺院时，粮米交给厨房，代为制作，随寺院的钟声与和尚们一道用饭。可范仲淹，从早到晚一个心思地读书思考，经常充耳不闻钟声，忘记了吃饭，再去打饭时，又过了时辰。好心的厨僧或小和尚眼看着范仲淹如此废寝忘食地读书，便主动给他送饭来，仲淹很过意不去，给别人添了麻烦。为了读书方便，他自己备了小锅小灶，自炊起来。范仲淹按自己既定的主意，每天夜晚，量好米，添好水，在小灶里点燃自己拾的木柴，煮米粥。一边读书，一边续柴煮粥。一锅米粥煮好了，时间也已过了子夜，他便和衣睡去。第二天清早起来，锅里的米粥凉透了，已经凝固成圆圆的一整个。他拿出小刀，在凝固的粥块上面，划上一个十字，完整的一锅粥分成了四块。早晨吃两块，傍晚吃两块，一日两餐，这便是“划粥”。用什么菜蔬佐餐呢？菜蔬就在寺院周围的大山之中。坡坡岭岭，沟沟坎坎，自然生长着野韭菜、野葱、野蒜、野山芹，还有苋菜、苦菜、荠荠菜、蒲公英、王不留、茵陈等十几种可食的野菜。白天去山洞读书时，顺便拔几种野菜回来。吃饭时，把十几根野韭菜，或野葱、或野蒜，切成细碎末，加入一点盐拌和拌和，一顿佐餐的菜便成了。这就是“断齑”，齑ji，切成碎末的韭菜、葱蒜等。划粥断齑，既简约又清淡，省时、省力、省钱，可谓范仲淹的创造！醴泉寺读书三年，范仲淹基本过着“划粥断齑”这种清苦自律的生活。随着范仲淹在北宋历史舞台上光辉业绩的展现，“划粥断齑”也就成了特指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刻苦读书的专用成语。

范仲淹曾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在邹平醴泉寺读书。醴泉寺地处群山环抱之中，环境幽雅，是一处安心读书的理想之地。寺内住持慧通大师学问精深，对范仲淹疼爱有加，向他传授《易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及诗词歌赋，生活上也处处周济他。这引起一些小和尚的嫉妒，常常吵吵嚷嚷扰乱安静，又以“饭后钟”相戏弄。为逃避寺内喧嚣，范仲淹找到寺南一僻静山洞读书，用家中送来的小米一次煮一锅，待凉后划上一个十字，每顿吃一块，再切上一点野菜，撒上盐末下饭，这就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读书洞”、“划粥断齑”的故事。据江少虞的《宋朝事实类苑》记载，范[2] 仲淹“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薤十数茎，酢汁半盅，入少盐，煖而啖之，如此者三年”。

有一次，范仲淹在洞中读书时，两只老鼠跳进粥锅吱吱乱叫，他抬头一看，是一白一黄两只小老鼠。范仲淹忙将老鼠驱赶出去。两鼠慌忙逃出洞外，钻到荆树两侧。范仲淹追到树下，见一侧鼠洞闪着黄光，一侧鼠洞闪着白光，他很惊奇，取来铁锹挖开一侧鼠洞，下面竟然是一个大地窖，扒开土石，却是满满一窖黄金，他随手埋好。又挖开另一侧鼠洞，见是一窖白银，仍不动分文，埋好如初，复回洞中挑灯夜读。

离开寺中三十年后，醴泉寺遭受火灾，慧通大师不忍寺庙毁在自己手中，便派人找到已延州戍边的范仲淹求援。范仲淹询问了寺庙的情况，热情款待来人，但只字不提援修寺庙的事情，临走时修书一封并赠送了两包上好的茶叶，让来人回复慧通大师。庙中和尚听说范仲淹闭口不提修庙一事，心中愤然。一天，慧通大师展信见是一首五言诗：“荆东一池金，荆西一池银，一半修寺院，一半济僧人。”慧通等人对范仲淹不贪财货、密覆不取的高尚品格更添无限敬意，用所掘金银修缮寺庙，醴泉寺得以复兴。这便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窖金苦读”、“窖金捐僧”的故事。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三年，这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方面他刻苦攻读，博览群书，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；另一方面，培养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。

范仲淹

范仲淹(6张)

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之际，感到独学无友，孤陋寡闻，于是两次外出游学。《范文正公文集》有一首诗《赠广宣大师》云：“忆昔同游紫云阁，别来三十二回春。白头相见双林下，犹是清朝未退人。”写的是范仲淹18岁时与广宣大师交游的经历。二年后的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他又由山东长山远赴长安（今西安）游学半年，寻师访友，增长见识。据范仲淹为王镐所写《鄠郊友人王君墓表》云：“时祥符记号之初载，某薄游至止，及公之门，因与君交执，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、临海屈元应者，蚤暮过从。”他在关中结识了隐士王镐，在其别墅“倚高松，听长笛”，后来又认识了道士周德宝和屈元应，周精于篆刻，屈对《易》有研究，且都琴艺高超。范仲淹与他们一起读《易》抚琴，“相与啸傲于鄠、杜之间。”另据《续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（大中祥符二年）二月，（真宗）令陕西发廪振（赈）粜，旱故也。”范仲淹两次游学的经历，不仅使他结识众多良师益友，汲取儒学与佛道教义，拓宽视野，而且关中游学期间，正值陕西大旱，一路上亲眼目睹老百姓因灾情严重而饿死病死的惨状，使他深切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腐败，民间的苦难与不平，增强了他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

范仲淹“少有志操”，很早便立下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壮志。据宋赵善臻《自警篇》描述：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。”亦不许。既而又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之志也。”欧阳修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（并序）》记载：“公少有大节，其于富贵贫贱、毁誉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慷然有志于天下，常自诵曰：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

关于范仲淹的问题

范仲淹的母亲谢氏，身世坎坷，吃尽许多苦头，饱尝过多酸辛，因此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谢氏以孟母自励，悉心教子；范仲淹以颜回自律，发愤成才。举凡古代刻苦攻读学有所成的故事，母亲和继父都对范仲淹一一讲过。

汉代朱买臣家贫，一边砍柴，一边读书；隋代李密，为人放牛，骑在牛背上读《汉书》，其他书挂在牛角上。汉朝路温舒无书，把借来的《尚书》抄在自己用蒲草编的席子上；公孙弘家贫无书，削竹片抄录《春秋》诵读。晋朝车胤，夜读无油灯，捉来许多萤火虫装在纱袋里，靠萤火虫发出的光亮读书；孙康则在冬夜借大雪的反光读书。晋朝孙敬，读书至夜深，不让自己打瞌睡，以绳系发，悬于屋梁，如打盹低头，绳索便会将他拉醒（头悬梁）；战国时苏秦游说秦国而不被重用，回家来遭到妻不下机、嫂不为炊的冷落，发誓钻研兵法之书，每当夜深昏昏欲睡之时，就用锥子自刺大腿，使自己清醒之后再读（锥刺股）。潜移默化，读书成癖，自觉吃苦，乐在其中。在县学读到孟子：“舜发于畎（qu?n）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（筑墙）之间……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……然后知生于忧患，而死于安乐也。”范仲淹心里豁然明白：要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就得自律严刻，自觉吃苦，自强不息。

在醴泉寺读书期间，继父的家境已经比较窘迫，仲淹心知肚明。每次离家去寺院，母亲总劝他多带些粮米，一来担心儿子吃不饱累坏身体，二来怕给寺院的师父增加负担。可每次范仲淹都不多带，而且带的数量，出人意料的少。母亲絮叨规劝，仲淹总是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有数，不少。”初到寺院时，粮米交给厨房，代为制作，随寺院的钟声与和尚们一道用饭。可范仲淹，从早到晚一个心思地读书思考，经常充耳不闻钟声，忘记了吃饭，再去打饭时，又过了时辰。好心的厨僧或小和尚眼看着范仲淹如此废寝忘食地读书，便主动给他送饭来，仲淹很过意不去，给别人添了麻烦。为了读书方便，他自己备了小锅小灶，自炊起来。范仲淹按自己既定的主意，每天夜晚，量好米，添好水，在小灶里点燃自己拾的木柴，煮米粥。一边读书，一边续柴煮粥。一锅米粥煮好了，时间也已过了子夜，他便和衣睡去。第二天清早起来，锅里的米粥凉透了，已经凝固成圆圆的一整个。他拿出小刀，在凝固的粥块上面，划上一个十字，完整的一锅粥分成了四块。早晨吃两块，傍晚吃两块，一日两餐，这便是“划粥”。用什么菜蔬佐餐呢？菜蔬就在寺院周围的大山之中。坡坡岭岭，沟沟坎坎，自然生长着野韭菜、野葱、野蒜、野山芹，还有苋菜、苦菜、荠荠菜、蒲公英、王不留、茵陈等十几种可食的野菜。白天去山洞读书时，顺便拔几种野菜回来。吃饭时，把十几根野韭菜，或野葱、或野蒜，切成细碎末，加入一点盐拌和拌和，一顿佐餐的菜便成了。这就是“断齑”，齑ji，切成碎末的韭菜、葱蒜等。划粥断齑，既简约又清淡，省时、省力、省钱，可谓范仲淹的创造！醴泉寺读书三年，范仲淹基本过着“划粥断齑”这种清苦自律的生活。随着范仲淹在北宋历史舞台上光辉业绩的展现，“划粥断齑”也就成了特指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刻苦读书的专用成语。

范仲淹曾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在邹平醴泉寺读书。醴泉寺地处群山环抱之中，环境幽雅，是一处安心读书的理想之地。寺内住持慧通大师学问精深，对范仲淹疼爱有加，向他传授《易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及诗词歌赋，生活上也处处周济他。这引起一些小和尚的嫉妒，常常吵吵嚷嚷扰乱安静，又以“饭后钟”相戏弄。为逃避寺内喧嚣，范仲淹找到寺南一僻静山洞读书，用家中送来的小米一次煮一锅，待凉后划上一个十字，每顿吃一块，再切上一点野菜，撒上盐末下饭，这就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读书洞”、“划粥断齑”的故事。据江少虞的《宋朝事实类苑》记载，范 仲淹“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薤十数茎，酢汁半盅，入少盐，煖而啖之，如此者三年”。

有一次，范仲淹在洞中读书时，两只老鼠跳进粥锅吱吱乱叫，他抬头一看，是一白一黄两只小老鼠。范仲淹忙将老鼠驱赶出去。两鼠慌忙逃出洞外，钻到荆树两侧。范仲淹追到树下，见一侧鼠洞闪着黄光，一侧鼠洞闪着白光，他很惊奇，取来铁锹挖开一侧鼠洞，下面竟然是一个大地窖，扒开土石，却是满满一窖黄金，他随手埋好。又挖开另一侧鼠洞，见是一窖白银，仍不动分文，埋好如初，复回洞中挑灯夜读。

离开寺中三十年后，醴泉寺遭受火灾，慧通大师不忍寺庙毁在自己手中，便派人找到已延州戍边的范仲淹求援。范仲淹询问了寺庙的情况，热情款待来人，但只字不提援修寺庙的事情，临走时修书一封并赠送了两包上好的茶叶，让来人回复慧通大师。庙中和尚听说范仲淹闭口不提修庙一事，心中愤然。一天，慧通大师展信见是一首五言诗：“荆东一池金，荆西一池银，一半修寺院，一半济僧人。”慧通等人对范仲淹不贪财货、密覆不取的高尚品格更添无限敬意，用所掘金银修缮寺庙，醴泉寺得以复兴。这便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窖金苦读”、“窖金捐僧”的故事。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三年，这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方面他刻苦攻读，博览群书，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；另一方面，培养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。

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之际，感到独学无友，孤陋寡闻，于是两次外出游学。《范文正公文集》有一首诗《赠广宣大师》云：“忆昔同游紫云阁，别来三十二回春。白头相见双林下，犹是清朝未退人。”写的是范仲淹18岁时与广宣大师交游的经历。二年后的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他又由山东长山远赴长安（今西安）游学半年，寻师访友，增长见识。据范仲淹为王镐所写《鄠郊友人王君墓表》云：“时祥符记号之初载，某薄游至止，及公之门，因与君交执，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、临海屈元应者，蚤暮过从。”他在关中结识了隐士王镐，在其别墅“倚高松，听长笛”，后来又认识了道士周德宝和屈元应，周精于篆刻，屈对《易》有研究，且都琴艺高超。范仲淹与他们一起读《易》抚琴，“相与啸傲于鄠、杜之间。”另据《续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（大中祥符二年）二月，（真宗）令陕西发廪振（赈）粜，旱故也。”范仲淹两次游学的经历，不仅使他结识众多良师益友，汲取儒学与佛道教义，拓宽视野，而且关中游学期间，正值陕西大旱，一路上亲眼目睹老百姓因灾情严重而饿死病死的惨状，使他深切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腐败，民间的苦难与不平，增强了他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

范仲淹“少有志操”，很早便立下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壮志。据宋赵善臻《自警篇》描述：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。”亦不许。既而又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之志也。”欧阳修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（并序）》记载：“公少有大节，其于富贵贫贱、毁誉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慷然有志于天下，常自诵曰：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

划粥断齑怎么读音

、“不以一心之戚，而忘天下之忧”——忧患论

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河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，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这段为人们所熟悉的《岳阳楼记》中的名言，正是范仲淹忧国忧民之心的自我真实写照。

《岳阳楼记》写于庆历六年（1046），而范仲淹这种忧国忧民之心，早在少年时代便已形成。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写道：“公少有大节，于富贵贫贱、毁誉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慨然有志天下，常自诵曰：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[37]此外，欧阳修在景佑元年，当得知范仲淹知苏州时，写给范仲淹的一封信.其中就有这样的话：“希文登朝廷，与国论，每顾事是非，不顾自身安危，则虽有东南之乐，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！”[38]欧阳修在信中把范仲淹称为“有忧天下之心者”，可见，他对范仲淹这一点相当熟悉，所以他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写范仲淹少有忧患之心，当是言之有据。

范仲淹少年时期，曾为自己的将来设想了两种职业，两条生活道路。一是做良相，一是做良医。宋人赵善璙的《自警篇》卷8记载：

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，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”。亦不许。既而叹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。”他日，有人谓公曰：“丈夫之志于相，理则当然。医之技，君何愿焉，乃无失于卑耶？”公曰：“嗟乎，岂为是哉！古人有云，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且丈夫之于学也，固欲遇神圣之君，得行其道，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。若己推而内之沟中，能及小大生民者，固惟相为然。既不可得矣，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，莫如良医。果能为良医也，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生民之厄，中以保身长生。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，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。

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，范仲淹的两种人生设想，一是救世，一是救民，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。在范仲淹入仕后，这种忧国忧民意识，变得更为强烈。天圣五年时，他仅是一名大理寺丞这样的小官，在母亲去世服丧期间，他由一己之忧，而推及天下之忧，在强烈的忧患意识的驱使之下，写下了近万言的《上执政书》[39]。针对当时各个领域中的弊端，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。他在述说上书的理由时说：“不敢以一心之戚，而忘天下之忧。”

做地方官，他说：“忧国忧民，此其职也。”[40]为边帅，他在因擅复西夏赵元昊书而被冤枉地降职时说：“既去职任，而尚怀国家之忧。犹卞生献璧，不知其止，足虽可刖，而璧犹自贵。”[41]在朝为谏官，范仲淹奉命视察江淮灾区，将灾民用以充饥的野草拿回一把，带给皇帝，“请示六宫贵戚，以戒侈心”[42]。他还称赞灾区的地方官吴遵路的救灾事迹。后来，当吴遵路去世时，范仲淹专门写了祭文，满怀深情地说吴遵路“忧国忧民，早衰而死”[43]。看来，范仲淹并不是不知道忧国忧民会耗心损神，但他始终未改初衷。由于背负着忧患之心，范仲淹一生活得很沉重，很少有欢快轻松的时候。甚至在同朋友一道饮酒时，范仲淹也会联想到黎民百姓，“但愿天下乐，一若樽前身”[44]。

宦海沉浮，也曾使范仲淹产生过急流勇退的念头。但这种很快就被他那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所遏止，想到的是：“鹏鹪共适逍遥理，谁复人间问不平？”[45]

由上述可见，范仲淹的忧国忧民，是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。因而，也就相当强烈而执著，“如卞生献玉，不知其止，足虽可刖，而璧犹自贵”。这种执著的忧国忧民意识，正是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的延伸。相反，一个对国家、对百姓毫无责任感的人，只会局于自私而可怜的一己之悲欢，绝不可能产生出如此高尚的忧天下之心。

那么，范仲淹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？我想起码有这样几个因素。

从客观上看，第一，宋王朝“以士大夫治天下”的社会政治环境，造就了范仲淹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。因而，他一言一行，处处从民生疾苦与国家安危着想。第二，到范仲淹入从仕的时代，大宋王朝已建立了八十余年。这架巨大的车子，已开始从峰巅向谷底滑落，各种危机已经萌发。用范仲淹的话说，“纲纪制度，日削月侵，官雍于下，民困于外，夷狄骄盛，寇盗横炽”[46]。这种政治现实，也不能不使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范仲淹忧患意识增强。

从主观上看，第一，范仲淹在入仕之前，身处底层，对民间疾苦和地方上贪官污吏、各类横豪对百姓的欺压深有了解。他说：“臣出处穷困，忧思深远，民之疾苦，物之情伪，臣粗知之。”[47]因此，他在少年时代选定良相与良医作为将来的职业时，便已立志救世于水火，解民于倒悬，形成了深重的忧国忧民意识。第二，儒学积极入世与重民思想的长期陶铸，使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树立得相当牢固。既以天下为己任，必然会有忧天下之心。范仲淹说过他的忧患意识是推求“古仁人之心”的结果。范仲淹很推崇唐代韩愈的文学成就，倡导北宋的古文运动。[48]他的思想也受韩愈这样的一代大儒影响很深。范仲淹心忧天下，冒死上言，也援引韩愈为楷模。他在《上资政晏侍郎书》中说：“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，由是时政得失，或尝言之。”总之，“以士大夫治天下”的政治环境，危机日重的社会问题，古代仁人志士的风范所及，这诸多因素，铸成了范仲淹那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品格。

或许，在今天一些人的眼里，范仲淹活得很累。的确，他是活得很累。但一个人或者是一批人，特别是那些为官为吏从事公务的人活得很累的话，或许就可能换来更多的本来就活得很累的人的轻松。

划粥断齑读作huà zhōu duàn jī。

拓展知识——划粥断齑

划粥断齑出处：宋·魏泰《东轩笔录》：“惟煮粟米二升，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画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齑数十茎，酢汁半盂，入少盐，暖而啖之。”分开捣碎的腌菜和凝结的粥，按定量来吃，形容贫苦力学。特指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刻苦读书。

字面解释

齑，就是切碎了的腌菜或酱菜，也引申为“细碎”。“齑”有时也写做“虀”，音“jī”，原意是细碎的菜末。最早出现在北魏贾思勰所著《齐民要术》书中。

范仲淹

范仲淹随母改嫁到山东邹平长山朱家，更名换姓，生活条件十分清贫。7岁时，生母谢氏教他识字，买不起笔墨纸张，只得在地上用树枝练习写字，10岁时才入私塾读书。

但艰难的生活抵挡不住范仲淹对知识的渴望，他读书非常刻苦，15岁即被举为学究，并受到本县告老还乡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青睐，称其“他日中不惟显官，当立盛名于世”。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邹平居住了整整20年，因而称山东邹平是“范公故里”。

典故

范仲淹“少有志操”，很早便立下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壮志。据宋赵善臻《自警篇》描述：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。”亦不许。既而又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之志也。”

欧阳修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（并序）》记载：“公少有大节，其于富贵贫贱、毁誉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慷然有志于天下，常自诵曰：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